人们喜欢用一些象征不朽的东西来比附爱情,比如钻石,比如星辰。在西方国家,新婚夫妇在教堂里宣誓;在中国,喜酒摆上几十桌也是常见的事。人们对于婚礼的要求是它一定要有仪式感,要把当天的所有事情嵌入新人与宾客的记忆。人们也乐于见到一份爱情被事件化和公共化,汉语里我们说“沾喜气”,可能也是因为他人的爱情也给了我们自己一种超越平庸生活的勇气。
但爱情是隐秘的,它不是婚礼上幻灯片里展示的画面,也不是任何一段感人的誓言。这些都太小资了。爱情可能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瞬间之事,在恋人们的回忆里,与它有关的可能是一种触觉,一种味道甚至是一个白日梦。在电影《纯真年代》里,步入老年的男主人公在昔日恋人窗下的长凳上坐下,这时候一个陌生的老人走过来把那扇窗关上了。窗子的反光在男主人公的脸上闪过,这道光像是他的爱情。在我们现代社会,传播是很简单的事情,很多明星和爱情有关的微博很快就会被“粉丝”们转发,鼠标一点加上一个心的符号就代表祝福了。这种事情有娱乐价值,所以很快就能散布开,可那几万转发者的注意力很快就会转向下一条,就是在一条一条转发的间隙,那些不会说话的爱情才显得耐人寻味。他们属于清洁工、饭店服务员和痛哭流涕的学生,属于少年和老人,更属于那些对一次相逢念念不忘的相思者。廊桥遗梦中人说还君明珠双泪垂,这爱情也属于那些被撕掉的信纸。很多爱情其实都没有结果,只在隐秘中被珍藏着它们的价值。对于享有过它们的人们来说,爱情之光也许就是那样,只在自己的脸上转瞬闪过,只在那个时候,也只在那个角度和位置。
有时候社会也比较势利。为了让妻子出行方便,重庆老人刘国江用几十年时间在深山里凿了6000多级台阶,结果招来许多仰慕者自发为他说话和转发,拿一些“感动中国”和“经典爱情”的头衔送给他,可刘国江和妻子徐朝清当初到底为什么要躲进深山,还不是因为当年私奔不容于社会么?现在感动的人变多了,道德标准却没有放宽多少,大家遇到私奔的恋人还是忍不住要谴责几句。我们迷恋于社会分配下来的那种幸福。电视上一到汽车、食品或者家居用品广告出现,总是一家三口窗明几净,夫妻在孩子的玩闹背景下默契地相视一笑,好像享受唾手可得的爱情已经多年。流行的说法是爱情只需要“两颗心,一间小茅屋”,在罗兰·巴特眼中,这属于小资的神话,“喜爱居家的内向性,颂扬一心忙于家务、充满孩子气、与广泛的社会责任不沾边的一切东西”。而这位重庆老人的行为之所以伟大,恰恰在于他顶着私奔的骂名与爱人走出家门,然后再次走出另一个家门,像《肖申克的救赎》里那样向恶劣的自然要求爱情。爱情是很辛苦的,不但体力上辛苦,同时还恐惧它易逝,只有当它成为人们存在的方式而不是平庸生活的甜点的时候,它才伟大和真实。浪漫爱情观的可怕之处在于,它把爱情平面化和肤浅化,用一些具有普遍性的消费事件来置换细小真实的体验,因为这样才便于传播。
并不是每一段爱情都能走向婚姻。有的爱情在遗憾中结束,成了回忆里的画,心里的结像是螺丝一样把画固定在那里。爱不是你每天在凿的台阶,而成了永远不会忘记的一种可能性,不是为了回响念念不忘,而是真的念念不忘。我们爱过的每一个人最后都成了自己的一部分,滋养着我们的心灵。岁月不会淡化这些爱情,反而会小心地将它们保存起来,让它们遵守着自己的界限,默默地彼此守望。想要逆流而上重新再来的尝试反而可能是笨拙的。朱利安·巴恩斯写过一篇《马茨·伊斯拉埃尔松的故事》,说一个导游与外来女子一见钟情,但他们都不愿背弃家庭,恋情便没有进行下去。几十年后,他们发现经过时间沉淀的爱情已经超越了日常语言的表达能力,再也不是他们当年相见时的样子。两位老人在晚年的相见最终毁于几句词不达意的误会。表白轻如鸿毛,一边说一边就在空气中消散了。《纯真年代》里的纽伦看到了那道光之后,也没有上楼,而是转身离去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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